古文經學，是經學中研究古文經籍的學術流派。與“今文經學”相對。古文經，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儒家經書。始皇焚書期間，民間儒生將一些古文經書埋藏起來，至漢代前期才被相繼發現，如景帝時，河間獻王以重金在民間征集所得古文經書，以及武帝時魯恭王從孔子故宅壁間所發現的古文經籍。

諸王等先后獻給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經，則指漢初由老儒背誦，口耳相傳的經文與解釋，由弟子用當時的隸書（今文）記錄下來的經典。

發端人物

漢哀帝時，劉歆領校秘書，發現古文經不但文字與當時立于學官的博士本有異，而且有的博士本定為今文經。他指責今文經為秦代焚書之余，殘闕不全。基于此，劉歆請立古文經《毛詩》、《左傳》、逸《禮》于學官。

劉歆在對今文經學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經學。劉歆認為，當時太學中的博士們所傳習的經典是在秦焚書之后、由漢初經師憑記憶口耳相傳下來的，因此難免會有差錯。所以這些用漢初文字記載下來的今文經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經，也不是真經。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后，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向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這就是說，在劉歆看來，只有“古文經”才是真經、全經；而“古文經”又有三個來源：一是魯恭王在孔宅壞壁中的發現；二是宮庭秘府藏書的公開；三是民間經師的傳習。這三者比較起來，當然是從壞壁中和秘府中得到的經典更加可靠。因此劉歆竭力主張將“古文經”《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為博士。

其重點又在《左氏春秋》。因為劉歆認為，與通過口說流傳下來而倍受尊崇的公羊春秋相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執筆記錄下來的孔子與左丘明一起研究魯國歷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

劉歆說：“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圣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在這里，我們除了注意劉歆所謂只有《左傳》才是孔門真傳之外；我們還應特別注意的是，在古文經學家劉歆的筆下，孔子已由今文經學中受天命的圣王和讖緯神學中作為黑帝之子的神還原成了一個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學者、還原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這是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讖緯神學的最大不同之處。發展

劉歆倡立古文經博士，在哀帝時未能實現。但平帝即位后，王莽為了改制代漢，開始推崇古文經，因此他為《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周官經》皆立了博士，古文經學在新朝時盛極一時，到東漢時又獲得了更大發展，尤其是東漢后期，出了馬融、許慎、鄭玄、賈逵、服虔、盧植等幾位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他們深究經義，兼采今文之說，在學術上占有了壓倒的優勢。后來經過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今文經典喪失殆盡，而古文經學卻流傳不絕。事隔一千多年之后，在清末時今文經學才重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