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詩經》中就講究翻譯的信達雅，《禮記》已有關于翻譯的記載。《周禮》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譯官之總稱。《禮記·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為了“達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專人，而“北方曰譯”。后來，佛經譯者在“譯”字前加“翻”，成為“翻譯”一詞，一直流傳到今天。

由于中國早期歷史所處的環境，中華文化的近鄰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傳入前，翻譯并不廣泛存在。

歷史

宗教文獻翻譯在歷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佛經翻譯中，譯者在翻譯經藏的時候往往會在文件中修飾，令譯文更切合中國文化。他們會在譯本中增加一些中國的傳統觀念，如孝道等。

據中國君友會佛教文獻記載：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時期，是一個立志高遠、意志堅強的僧人。28歲時，他抱著“一睹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圣化”的宏圖大志前往印度求學。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對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飛，空外迷滅。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窗，躡霜雨而前躍。”玄奘西行印度17載，其間歷經艱辛，回國時已是45歲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譯經，總共翻譯了佛教大小乘經論75部1335卷，共計1000多萬字。玄奘的譯著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了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高峰。印度學者柏樂天認為玄奘的譯作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偉大遺產，指出：“玄奘無論如何是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

在中國，佛經的翻譯自后漢至宋代，歷一千二三百年，這樣歷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也以佛家為最有系統、最深刻。

晉代道安（314～385）主張質，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漢文翻譯佛經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

苻秦的鳩摩羅什（344～413）則主張除“得大意”外，還須考慮到“文體”。他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

隋代彥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論，他主張直譯，提出“八備”和“十條”。“八備”指翻譯者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十條”指他對譯文體例、格式的十種規定。到了唐代，玄奘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并重，但似以質為主。他沒有留下專門闡述翻譯理論的文章。《翻譯名義集》中記載了他的“五種不翻”的學說，指出有五種詞語只能譯音。

北宋贊寧（919~1001）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翻譯佛經的“六例”，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面的問題。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如翻錦綺），它將（語言的）形式加以改變（左右不同），而內容不變（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還有翻譯活動，以后逐漸衰微。它的重新興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樂五年（1407）。那時由于對外交通的需要，創立了四夷館，培訓翻譯人才。明代末期，西學東漸，翻譯工作更活躍起來。但此時翻譯的方向已完全改變，不再是印度的佛經，而是歐洲的天文、幾何、醫學等方面的典籍，中國翻譯史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這是說，中西語言結構不同，文章脈絡不同，西方有的術語為中國所無，口頭解釋一下還可以做到，筆譯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

同時代的一位中國科學家李之藻（1565～1630）在描寫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譯書態度時說：“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真。”此時的翻譯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譯相似，即中國學者與外國人合作翻譯，潤文的責任則放在中國學者身上。